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和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是人口发展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转变的进程在不断地推进。由于历史进程、发展阶段和国情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转变也体现出巨大差异，因而人口转变研究理论与现实一直是人口学领域的重要议题。

（一）现代化视角下的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的发生有其历史情境性，人口转变理论最初是对欧洲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动态变化过程的描述，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层面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人口转变的三阶段模式即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从前现代时期的“高高”，到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的“高低”，再到现代社会的“低低”的转变过程。四阶段模式增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自然增长率”的相对静止的人口形态。

在此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西欧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阶段进行过诸多方式的划分，并发展了相应的人口转变理论模型。这些研究经过历史和科学的检验，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二）三次人口转变过程

20世纪上半叶，欧洲发达国家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人口结构趋于均衡稳定。这次转变有四个主要特点：结婚率高、以孩子为中心、单一家庭、有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婴儿潮”的来潮、退潮以及随后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现象，欧洲出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这次转变更关注文化和社会因素对于人口转变的影响。第三次人口转变则主要关注欧美发达国家的移民问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不足，需要引进移民补充劳动力。但移民的高迁入率带来了人口和民族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改变。

人口转变理论已得到诸多经验的验证，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研究，对非欧美国家和地区人口发展过程及人口现象缺少解释力，对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也缺少足够的关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研究弥补了上述缺陷，在研究视野上关注到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但没有区分出低生育水平国家内部的差异及产生原因，也没有解释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移民问题。因此，移民问题就成为第三次人口转变研究的出发点。在人口数量和结构迅速变化的当今世界，人口转变理论也在与时俱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总量仍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已经逐渐下降至较低水平。不同大洲、地区的人口发展阶段和趋势则有较大差异。较早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欧洲，早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目前部分国家的人口已经处于老龄化和衰退阶段；而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非洲国家，人口总量不断上升，增长速度也维持在高位；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以及移民数量不断攀升的欧洲，移民融入成为重点关注的社会课题。

（一）世界人口增长趋势趋缓，但地区差别较大

联合国《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中方案）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以每年8 300万人口（11.0‰）的速度递增。2015年世界人口为73亿，到2030年预计将增加到86亿，到2050年升至98亿，并在2100年达到112亿。从增长率来看：1990—1995年世界人口增长率为15.2‰，低于1950年的17.8‰。从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趋势来看，预计在2020—2025年进入低增长阶段，直到2100年增长仍未结束，但增速会下降到1.1‰。

分地区看，从2015—2050年，预计世界51个国家人口规模将缩减超过15%。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移民的涌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2015—2050年欧洲总和生育率，但并不能阻止其人口减少。

美洲国家主要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由于二者皆为移民国家，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长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口总量也将不断上升。

但非洲国家人口增长率仍然很高，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且增量最大的地区为非洲， 21世纪中期之后人口总量进一步膨胀，并在世纪末超过亚洲人口总量。

（二）当前世界人口进入低增长模式阶段

从总体来看，当前世界人口增长模式正处于第二阶段，即过渡阶段，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10‰~13‰波动。2020—2025年之后，则逐步过渡到低增长阶段。

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处于低增长阶段，如北美、大洋洲、东亚等等；部分国家和地区处于过渡阶段，如印度、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此外世界平均水平也位于过渡阶段；处于两个极端的分别为非洲和欧洲、日本，其中非洲在保持了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之后，人口仍然处于快速增加的阶段；而欧洲和日本由于老龄化程度严重，生育率水平过低，已步入人口衰退的阶段。

人口转变发展的阶段不同，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人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相反，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仍没完成（中国除外），面临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同时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这也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激增，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困难。

（一）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发展问题

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发展问题主要是高福利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欧洲国家较早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人口转型也基本完成，并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上升，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第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第三，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幅增加，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并使得欧洲现行的高福利模式愈发显得难以为继。第四，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削弱。

（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发展问题

发展中国家面临最主要的人口发展问题就是（相对）贫困与人口过快增长之间的矛盾。其中，部分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还有一部分国家则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低收入国家名义人均GDP仅为750美元，同时期的中等收入国家达到了5 17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0 000美元，达到了41 211美元。从生育水平来看，高收入国家较早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并较早步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而中等收入国家，则普遍于2020年左右步入人口低增长国家行列。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的自然增长率一直处于高位，至21世纪末，生育率才有可能下降到10‰以下。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前两位的经济大国，也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个人口大国，两国的人口转变基本完成，但中国的人口转变具有人口政策干预主导，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文化因素逐步居于主导地位。美国作为较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是一个移民大国。美国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尽管也有老龄化问题，但相较于欧洲程度更轻；与此同时，美国的生育率也比较高，人口也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
 

（一）中国和美国的人口发展特征

从人口发展阶段来看，1975年之前，我国人口转变属于高增长阶段。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20‰以上，出生率也达到了35‰~40‰。199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低于10‰，进入了低增长阶段。从人口总量来看，2015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为13.97亿，占世界人口的18.9%，比上年增长5.0‰。到2029年左右（联合国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开始进入并长期保持负增长状态。到2100年，中国人口为10.02亿，仅占世界人口的9.13%。

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美国的人口转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完成过渡阶段，并转向了低增长阶段。1975—2010年间，美国基本维持了略高于5‰的自然增长率。2010年之后，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进一步降到了5‰以下，预计到2100年后出现负增长。

但与较低自然增长率相矛盾的是，美国人口在过去的60年中出现了大幅增长。1950年美国人口总量仅为1.59 亿人，1970年增至2.10 亿人，2000年为2.82 亿人，至2015年已经达到了3.2 亿人。65年时间，美国人口增长了一倍。这一现象与美国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是分不开的。美国人口内部和外部流动性均比较强，可以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补充人口，因此也规避了低生育率陷阱。根据统计数据，在排除移民的影响之后，美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仍然慢于西欧国家，但在21世纪中叶会出现负增长。这个证据也表明，第三次人口转变相关研究对于移民作用的分析是必要的。

（二）中国和美国的养老负担

21世纪是老龄化问题非常严峻的时代。同为世界经济大国和人口大国，中美两国面临了相似的老龄化趋势。以65岁以上老年抚养比来看，二者的增长趋势是相似的，且都是在2010年前后出现人口抚养比的大幅攀升，到21世纪末二者的老年抚养比都会超过50%。

不同点也相当明显。（1）美国较早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1950—2040年，老年人比重和老年抚养比一直高于中国。中国则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起步，并且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实现的人口转变。（2）中美两国老年抚养比的差距从2010年开始逐渐缩小，直到2040年中国达到重度老龄化，两国老龄抚养比发生逆转。（3）2040年后，中国老龄化程度相较于美国更加严重，在考虑移民因素的情况下，中国老年抚养比长期高于美国10%左右。排除移民对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善，中国老年抚养比仍然要高出5%左右。这种情况也预示了将来中国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以往人口转变理论的关注重点都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进程关注较少。这背后是基于“西方中心”的理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的忽视。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是造成二战后世界不同国家、地区人口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

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是一种文化传递，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在家庭、婚姻和生育领域的体现。目前，中国一些城市已经部分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此外，技术和制度对人口转变也有较大影响。技术进步和制度（包括医疗卫生、公共政策等）的完善，最终可能会使未来的人口发展在政策、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互动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动态均衡。

第三次人口转变所关注的国际移民问题尽管在我国没有出现，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有大量的内部人口流动。面对流动人口和城乡差异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生育率低的大城市移动，来均衡国内劳动力资源分布；另一方面，当今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与欧洲第三次人口转变中不同民族的迁徙与融合有着相似之处，只有使得城乡人口相互融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

（二）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启示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日益趋向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和欧洲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着力于鼓励生育、吸收移民、改革养老金体系、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并制定老年友好型就业政策。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2020年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2.43亿，2050年前后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8%。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带来新的问题。例如，家庭养老功能正逐渐减弱，新的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完善，老年人对养老的商品和服务需求逐渐增多等。另一个需要解决的是养老金支付问题。2015年后我国养老金缺口高达4.1万亿。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仅靠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应在正式的养老保障制度外主动发挥社区、社会机构组织、企业等主体的作用，和家庭一起承担养老功能。另外，需借鉴国外做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结论

综上，对人口转变理论和几次人口转变过程的分析，为解决人口问题带来新的视角。从世界范围讲，未来人口趋势的研究应重点放在两个层面：（1）低生育率国家（包括较低和超低）的人口转变过程，超低生育率国家如何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如何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等；（2）西欧、北美国家的移民问题，包括移民来源、数量、增长率，移民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等。

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人口转变提出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移民问题，对于同样处于老龄化、少子化且快速城镇化的中国有着鲜明的借鉴意义。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了解造成低生育率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原因，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二是发挥国家、社会、市场和家庭的协同作用，采取妥善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三是抓住新型城镇化的有利时机，做好城乡统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和城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