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到人口老龄化 中国老龄化趋势性特征

从2018年到2049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如下五个特征：

第一，老年人口迎来总量高峰，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65岁以上老年人口出现两个增长高峰，第一个增长高峰是在2018年—2022年，主要是由于新中国的首个“婴儿潮”出生人口，在这个时段进入了老龄化时期；第二个增长高峰是在2027年—2038年，是“大饥荒”之后的“婴儿潮”出生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

第二，老龄人口结构转变，高龄化现象日益凸显。老龄人口分为80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2019年—2038年主要为低龄老人的增长，低龄老人大约占老龄人口的2/3。从2041年开始，高龄老人的数量迅速增长，占比也将快速增大。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持续缩减，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劳动年龄人口分为三类：15岁—24岁、25岁—54岁和5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高峰之后开始下降，但同时还会发生劳动年龄人口中大龄劳动年龄人口(55岁—64岁)的比例快速增长。到2049年这个比例接近27%，即劳动年龄人口当中55岁以上人数占27%。

第四，人口总抚养比大幅提升，养老负担超过抚幼负担。老年抚养比和儿童抚养比之间的差距会迅速拉大，抚养负担主要体现在养老上。

最后，家庭规模向小型化发展，空巢老人规模快速扩大。1982年家庭人数平均4.41人，到2050年只有2.51人。在这当中农村地区下降更加明显，主要是因为农村原本子女多，如今子女数下降快，同时伴随子女流动到城市中去。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同时，空巢老人规模在扩大。空巢老人指只有一位老人住，或者只跟配偶住。2050年，有大约10%的家庭是空巢老人独自居住。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首先，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挑战。老龄人口的扩张，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老化，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当中很大比例是55岁—64岁部分，按照现行的退休政策，这部分群体大部分要退休。

人口结构的老化还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质量与积累。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老龄群体的受教育水平相对低，而且成长性不如其他群体，容易使我国总体人力资本偏低。同时由于养老负担，我们又不得不把资源投入到老年照料等养老事业上，这又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储蓄的提高。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储蓄与投资的增长都明显不利。

从数据上看，过去几十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基本上有相同的发展趋势，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的趋势也出现下降。未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下降，这两方面也可能会随之放缓，对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挑战。

第二，老龄化会加剧养老保险的财政压力。原有的养老保险是“现收现付”制，近些年在向“统账结合”转轨。“现收现付”指在职人员当期缴纳的养老金，发放给退休人员。这种形式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很高时金额会很充足。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在职人员减少，退休人员增多，这会带来资金的压力，因此我们逐步向积累制转轨，实行“统账结合”，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减少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对养老金带来的影响。但在转轨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出现社会统筹账户隐形债务、个人账户空转等现象。

随着生育高峰人口趋于老龄，养老金缺口出现的可能性加大。养老金领取人数迅速增加，养老金交付人数开始下降。如果没有实现完全的积累制，这样的人口结构影响养老金的充足率。

第三，老龄化加剧老年照料与赡养的负担。身体和认知功能下降的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会带来对老年照料巨大的需求，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传统上依赖家庭的养老方式，现在由于“空巢”家庭的扩大，照料模式很难持续，未来很难依赖子女进行养老。

此外，中国还面临“少子老龄化”的困境，一方面老年人在增多，另一方面小孩数量在减少。尽管放宽了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二孩，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未来我们还将面临育龄人口下降和生育孩子意愿降低的双重影响。全国调查显示，育龄女性愿意生育的子女个数平均为1.9个，而通常由于面临各种现实约束，实际生育子女数还会低于愿意生育的子女数，这就使得我国子女数会远低于正常替代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