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化】澳洲人口结构变化“双刃剑”，风险与投资机遇共存

一直以来，人口变化一直是澳大利亚公众热议的话题，并且时不时就会上升至引发争议的高度。

谈到人口变化，人们就不可避免得会牵扯到以下话题即：移民水平、就业需求、首府城市的拥堵和住房成本、难民入境、经济增长以及环境压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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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目前所存在的两大极端是：一方面，有人对人口进一步增长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则大力支持人口快速增长，以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的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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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人们对人口增长率的讨论往往基于本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但是将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就能更加清晰的看到澳大利亚目前的处境。

在经合组织（OECD）所有中等和大国中，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率处于最高水平。其中以下4大城市对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贡献率超过75%，即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

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城市规划未能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而澳大利亚的未来也似乎开始被种种增长数字目标所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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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大利亚人口增长模式分析

二、抵御人口老龄化不能只靠引入移民

三、澳洲出台人口政策面临的“政治困境”

四、澳洲不应沦为增长机器的“绑架品”

五、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变更带来机会

一

澳大利亚人口增长模式分析

尽管人口增长率每年波动幅度较大，但是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公布的数据表明2006年至2016年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了375万人，相当于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7%。

如下表所示，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率相对较高。近10年内，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均比澳大利亚要低。全球较发达国家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3%。全球整体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2%。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简称UNPD）的数据，在233个国家过去10年的人口增长率排名中，澳大利亚名列第90位。人口增长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地区绝大部分是欠发达国家，其中以非洲和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国家尤为突出。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只有新加坡、卢森堡和以色列。

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率较高的背后主要有两大原因。

净海外移民

第一，净海外移民（入境移民减去出境移民）在近些年对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达到56%。

无论是选择永久定居澳大利亚，还是选择在澳大利亚留学或工作数年，入境移民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人们移民澳大利亚的方式多种多样。在2015/16财年，澳大利亚签发了19万份移民签证和1.9万份人道主义和难民入境许可。此外，澳大利亚签发的临时签证包括31.1万份学生签证、21.5万份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maker visa）和8.6万份临时工作（技术工种）457签证。

ABS的数据表明过去5年内，澳大利亚入境移民平均为每年48万人次，而出境移民平均为每年28万人次。换而言之，每年的净海外移民大约为20万人。

从全球范围来看，澳大利亚的净海外移民人数处于较高水平。UNDP2010-15年的数据表明澳大利亚的净海外移民比例名列全球第17位。

人口自然增长

除了净海外移民，驱动澳大利亚人口快速增长的另一大主要因素是自然增长率。人口自然增长是指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人口自然增长对澳大利亚总人口增长的贡献率略低于50%，为44%或15.7万人/年。

澳大利亚的生育率相对稳定。最新数据表明澳大利亚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9个小孩。此外，澳大利亚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处于全球最高水平。

在很多发达国家纷纷步入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相对要年轻。究其原因，长期净海外移民的增长、婴儿出生潮以及相对健康的生育率不可或缺。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目前大量人口还处于生育高峰期。这也就意味着即使移民增长急剧下降为0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人口仍将保持增长态势。按照人口学专家的说法，这样的年龄结构所带来的是“人口增长动能”。

虽然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但是这并不必然就意味着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率过快。

人口总体增长率仅仅是澳大利亚人口学特征的一个方面。对澳大利亚人口学轨迹进行全面的探讨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一系列因素如：

人口年龄结构（不同年龄阶段人群数量）

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高龄阶层的健康和福利

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分布特征

经济增长

临时签证工作人员和留学生的贡献

满足人口增长需求的基础设施

环境保护和人均碳排放水平

要想从容面对人口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环境资源承压等国家发展困境，政府就应及时采取合适的战略举措。总人口数量现在是，以后也会是公众讨论的相关议题，但是总人口数量同时也只是整个发展方程式中的一个因子。制定政策还须全面考虑。

二

抵御人口老龄化不能只靠引入移民

目前，澳大利亚的人口在持续老龄化，由此以来，纳税人减少就成为了新的难题。 2016年，每100人中有52人为受供养人口（即高于或低于工作年龄的人口）。

尽管儿童（0〜14岁）受供养人口比多于老龄，然而，前者的人口数量在持续下滑而后者却在持续增加，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抚养负担。

老年人数量的增长意味着经济和政府预算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虽然政府对年轻人的支出总额占比最大，但个人获政府支出最多的是65岁以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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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大量可提供所得税和服务的劳动力可以确保年轻人可负担自身当下的生活，同时也是维持65岁以上居民公共开支的关键。

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意味着自然增长不再能推动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于是澳大利亚越来越依赖以移民抵消劳动力老龄化，其人口增长的一半以上（54％）来自净海外移民。

去年11月起一路高歌的澳洲房地产出现降温现象，著名房产开发集团Meriton的掌门、有着“公寓之王”称号的特里古波夫将房市的疲软迹象与移民率联系起来，认为移民水平关乎澳洲经济繁荣；如果移民数量下降，新房审批数重回温和增长水平，房建产业萎缩，最终会影响国家和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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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移民协会（MCA）去年进行的独立经济建模显示，澳大利亚需要将移民水平提升到每年25万人（目前为19万）才能支持经济发展，促进GDP可持续增长，保持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

澳国库部报告亦指出，“要通过移民维持澳洲现有人口结构就需要增加每年的移民量——且提升力度应该越来越大，以考虑到移民群体自身的老龄化”。

澳大利亚“人口时钟” 正嘀嗒作响，关于澳洲移民政策的辩论仍在持续，只是答案似乎更加明显：澳大利亚已经不得不持续引入移民，并以此“解忧”。

三

澳大利亚出台人口政策面临的“政治困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收到了许多人口调查和建议，但政府却始终没有大刀阔斧的推动人口政策的实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失败的人口政策尝试，可能意味着失去政治支持，并引来民众对执政党的质疑。

澳大利亚现行的人口相关政策就存在较多漏洞，例如：育儿假、家庭和育儿补助以及移民政策都是针对人口变化制定的，但这些政策都并不充分，政策与政策间也存在脱节情况。据数据显示，家庭补助已被证实不能增加出生率。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的人口政策已被证实效果不大。

总体看来，澳大利亚缺乏合理的人口政策和战略。

四

澳大利亚不应沦为增长机器的“绑架品”

1

住房成本上升、住房质量却在下降

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配套基础设施。在澳大利亚，开发商往往会将针对配套基础设施所缴纳的建造费成本通过提高所售房产价格的形式转嫁给购房者。也就直接导致了住房可负担性的下降。

获益评估区域划分法

为了消除上述“成本转嫁”给购房者带来的不利影响，存在很多替代方案。“获益评估区域划分法（benefit assessment districts）”就是其中之一。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款项，然后由获益人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步偿还。但是鉴于新增公共贷款会影响政府信用评级，因此各州政府都不愿意采用这种方式。

价值获取

此外，政府也不愿意采用“价值获取（value capture）” 的资金筹集方式。所谓价值获取是指政府对土地增值部分进行征税。然后征税收入可以用于基础设施或经济适用房的建设。

各州政府曾认为这样的征税方式意味着增加开发商成本，进而导致住房可负担性降低。但是事实上，若在项目开发前说明采用“价值获取“的方式进行征税，开发商往往在进行项目规划阶段就会将这部分成本考虑进去，降低新开发项目的预算用于支付这部分税款。在房价同样高企的伦敦，开发商必须达到35%可负担住房的目标。但是在悉尼，这一比例仅为5%。

垂直贫民窟

墨尔本也不乏规划不当的高密度开发项目。很多开发商选择通过建造“垂直贫民窟”的方式来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这样的微型公寓住房面积往往不到50平米，且卧室根本就见不到阳光。

在世界其他国家同等级别的大城市，这样的开发项目属于违法建筑。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开发项目监管不力导致墨尔本很多高层公寓的人口密度是中国香港、纽约和东京许可密度的4倍。

考虑到对住房可负担性和售价的潜在影响，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对开发商相对高密度的开发项目提供开放公共空间并没有做强制性的规定。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政府为了降低住房成本对开发商的配套基建供款规定了一定的限额，因此很多配套服务缺乏建设经费来源。

根据新州当地政府机构透露，较高人口密度居住区所必需的政府配套基础设施也常常缺失。

2

交通沦为政治的牺牲品

城市人口增长也就意味着交通拥堵成本将出现大幅攀升。但是，相对采取符合公共利益的交通策略而言，赢得选区选票的政治观念占得上风。

例如悉尼、墨尔本和西澳Fremantle的三大主要公路项目均是为了获得内城区选民的选票而出台的开发项目。

内城区公路开发项目仍在持续推进，如西联公路（悉尼）、Western Distributor项目（墨尔本）以及Legacy Way项目（布里斯班）。相比之下，海外同等规模的城市如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和洛杉矶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停滞了内城区公路项目的建设。

上文中提到的公路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均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以西联公路为例：

通勤距离相对较长但速度相对较快的其他交通途径成本；

数以万计公共交通的时间和收入成本；

换乘点附近物业价值的成本。

此外，我们还看到在过去几年内，以下四大内城区公路项目：城际隧道（Cross City Tunnel）、Lane Cove 隧道、Clem 7 隧道 和 机场公路（Airport Link）因为需求不足而沦为“开发失败”的典型案例。

之所以存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问题，澳大利亚财政纵向严重失衡是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悉尼80%的税收收入归联邦政府所有，而不是新州州政府。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攫取了大城市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绝大部分收入，同时州政府却缺乏资金进行与人口增长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的澳大利亚的城市发展多被人口结构急速变化以及利益集团所影响，趋于被动。开发商、业主和很多对人口快速增长拥有既定利益的群体将继续游说，以保持现有的发展优势。但若真的想要出台合理的人口政策，首先就应该与居民进行及时、诚恳和坦诚的对话，而不是逐利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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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领域的政策需要较强的关联性，包括在健康、住房、教育、技能培训、就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发展、水和能源、环境以及移民安置等领域。因此，澳洲应考虑建立相应的部长职务来监管人口战略。

五

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变更带来机会

澳大利亚有潜力成为创新市场和研发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人口老龄化趋势更是创造了一个“有趣”的市场，但是需要聪明人去发掘。否则，澳大利亚将只是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的旁观者。

澳洲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及KPMG合伙人Bernard Salt就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得出以下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投资关注点：

澳大利亚人口增长被几个大型首府城市所驱动，所以，普遍看好大城市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投资前景。

澳洲统计局（ABS）近日公布了2016年最新的人口普查（CENSUS）结果。数据显示，来自亚洲的移民人数首次超过了欧美移民，其中华裔位居新移民首位，人口突破121万。由此看来，亚洲文化必将会影响澳大利亚主流文化以及主流消费偏好，向本地市场引入亚洲消费品也是不错的投资方向。

据政府最新数据，外国游客在过去12个月中为新州经济贡献了近100亿澳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0%。其中中国游客占新州旅游收入的三分之一。悉尼仍是澳洲最受旅游者青睐的城市。除此之外，根据中国国际旅行社(China Travel Service)的统计，澳洲国际旅游业的繁荣也得益于与中国之间直航的开通。由此看来，未来机场扩建、旅游产业投资也将是热门之一。

由于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有超过75%的农场主都已经超过50岁，而农场主后代大多不愿再继承家族农场生意。未来预计将有更多农场主寻求退出，出售农场及相关农牧产业。

澳大利亚向中国等亚洲国家出口贸易繁荣，未来港口、交通、物流、仓储等出口环节都将有不错的投资机会。

由于澳大利亚人口呈现老龄化发展趋势，未来养老产业、医疗保健产业都蕴藏着投资机会。

澳大利亚留学市场持续火热，在对海外学生的培训、住宿方面也不失为值得考虑的投资方向。

结语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审计署（The Australian Infrastructure Audit）预计，到2031年，澳大利亚人口将增加到三千多万人。在2011年到2031年这20年间，其中四分之三的增长都将会发生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这意味着澳洲最大的四个城市总计将迎来590万人的人口增长。

到2031年，阿德莱德、堪培拉、霍巴特和达尔文的总人口也将增长26％，而其他地区的人口将从2011年的560万人增长到680万人，增长率约为22％。

能享受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最大优势之一。无论是每天走过的道路、乘坐的公共交通、使用的水和能源，还是我们依赖的电信网络和互联网，这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澳大利亚人口的增长，在开发和改善基建时，选择最能使社会获益的项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澳大利亚需要坚持长期战略思维。多去思考一下：我们会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个怎样的社会？毕竟，我们这一代人（从婴儿潮到千禧一代）在享受上一代人留给我们成果的同时却把基建不足的问题遗留给下一代实在有失公平！

另一方面，就目前澳洲人口现状来看，30年前，年轻人赚取的收入，比社会平均水平要高；但如今，在许多国家，年轻人的收入比社会平均水平要低20%左右。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要比年轻人的收入增幅要得多。

年轻人需要安家置业，需要娶妻生子，其支出通常要比退休人群高，因此也需要相匹配的更高的收入，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穷？深层次的原因很多，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始终迫于政治需求没有出台合理的调控政策，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的回报永远跑不过资本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