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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和人口政策应统筹推进

日期:2016-02-28 类别:人口政策

很多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口问题时,往往侧重于人口如何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主张控制人口,却鲜有研究人口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同样,我国的人口学家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经常不会去充分论证人口数量、结构的变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人口与经济从来都是密切互动,高度相关的。

  人口政策背后有经济动因

  回顾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始终是重要考量因素。

  80年代初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就是人均国民收入低、失业严重、外汇粮食短缺等各方面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央政府改革开放后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就业压力巨大:截至1978年,还有1000万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1979年这些人回城后的就业安置成了相当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旧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供给不足,人均拥有粮食水平很低,可用于购买粮食的外汇储备又非常少。1976年到1980年间,包括工业用粮,中国城乡人均拥有粮食水平,分别为305、298、316、340、325公斤;1978、1979、1981三年的外汇储备,分别只有1.67、8.40、17.08亿美元。1980年,外汇储备赤字高达12.96亿美元。

  人口增速放缓助推经济下行

  我们研究团队梳理了新中国建国以来到2014年为止的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1974年至1994年人口增长率的曲线和1994年至2014年的经济增长曲线走势几乎相同。经过数据处理后,两者呈现高度相关。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往往在20岁时进入劳动年龄,成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二是人在20出头就开始结婚生子,带动各方面消费的增加——尤其是租房买房的需求在20岁左右显著增加,助推房地产经济发展。因此,20年前的人口增长上行能刺激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上行,反之亦然。在人口剧烈变动的国家和地区,人口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尤为显著,该规律是人口经济学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过分析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造成此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中,人口增长放缓占超过五成的权重。具体表现为:人口下行导致产能过剩;人口增长突然放缓与老龄化、少子化相叠加,引起总需求减少,从而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刺激手段不起作用。

  有学者认为,工业、信息技术革命就是用技术替代人工,人口增长其实对经济发展帮助不大,我不敢苟同。工业信息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人的劳动和就业是财富分配的一部分,而机器人只能算是资本。如果所有工作都由机器人来完成——比如生产汽车、电视机或端咖啡,全部利润就都归机器人的所有者所有。这样一来,就业没有了,消费也没有了。

  本来人类通过就业得到工资,用工资到社会上买汽车、买电视机、喝咖啡。如果这些利润全部汇集到资本所有者的手中,首先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使得拥有机器人的资本所有者获得所有收入,从而令生产更加过剩,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无人消费。

  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人的社会,人的生产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而人的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并不会出现爆炸式增长,就连很少控制人口增长的印度增长率也下降了。不仅如此,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一国养老金负担过重,在国际上丧失竞争力。

  “放开二孩”,步子可以更快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调整人口政策。“全面放开二孩”是此轮人口政策调整的一个重点。但近两年的实施效果看,光放开“二孩”还是不够。据权威机构统计,原本2014全年可生育200万符合新政策的新生儿,结果却只有100万人真正去申请准生证,实际生下来的只有47万,只占200万的1/4不到,且2015年这个比例比2014年还要低。

  从世界规律来看——特别是人口增长率已由正转负的国家来看,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也不会一直高速增长下去。原因在于:一是妇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二是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三是货币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抚养孩子的成本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实际人口增长率也在下降,我国无需担心因全面放开“二孩”导致人口陡增。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我国妇女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生育行为更加理性;二是在包括农村在内的广大地区,生活的货币化水平越来越高;三是关键性的成本问题。人口流动的加快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导致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抚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

  新人口政策需要经济做配套

  要理顺经济与人口之间的关系,不仅要调节人口政策中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部分,更要改变经济政策中不利于人口适度增长的部分。企业税费、社保、融资等经营成本太高是突出问题。经营成本太高影响企业投资,导致企业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最终导致工资占GDP比例太低,居民收入比例太低,消费需求减少,生育意愿下降。

  进城农民生育意愿下降则是另一突出问题。为此,政府可考虑出台新政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只要符合规划,就可在政府监管下直接进入市场;集体土地也可通过入股、出租等方式进入建设领域。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表明,这一政策能使农民有创业的资本能力和到城镇购买房屋的实力。实施过程中,土地和住宅的价格也会得到控制,国民经济也会从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方面获得更多推力。

  总之,此次经济下行是一个长期性的难题,需要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调整相配合,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措施相协调加以治理,才有希望将国民经济保持在6%到7%的中高增长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