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平均年龄38.8岁”，对比世界，中国的年龄构成处在什么水平？

“我国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美国是38岁，差不多。”日前，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将中美两国做类比，并强调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资源仍然充沛”。各国人口平均年龄，也就是“人口年龄中位数”概念，由于各种统计的截止时间不同，数据也略有不同，但总体情况明晰。德国一家网站2020年底列举主要国家的“平均年龄榜单”：日本位列第一，德国紧随其后，均超过45岁；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年龄普遍偏高，法国42.3岁、英国40.5岁；人口大国中印度的平均年龄只有28.4岁；一些非洲国家的平均年龄则不到20岁。“中国依然年富力强”的说法很新鲜，也是对西方一些舆论夸大中国“人口危机”或炒作“抗衰老成中美角力新战场”的有力回应。对比当下各国人口平均年龄的话题，可以提醒尚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的中国更好地处理人口与发展的问题。

美国平均年龄38岁，离不开外来移民

谈到人口平均年龄——学术界通常用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概念，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将全体人口按照年龄大小排序，居于中间位置的年龄就是年龄中位数，即一半人口高于该年龄，一半人口低于该年龄。据童玉芬介绍，一个国家“人口年龄中位数”的高低，与该国发展程度和老龄化程度是一致的，它本身也是老龄化的一个衡量指标——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年龄中位数也会越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会更深。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普遍偏高。

童玉芬认为，目前主要有两类国家比较“年富力强”：一种是欠发达和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如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以及印度、孟加拉国等，这些国家人口年龄中位数偏低，老龄化程度低，属于年轻型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与其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种就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量吸收外来移民的发达国家，与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不同，这些移民国家通过吸收新鲜“血液”，也能保持相对年富力强的状态。这些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不是很高，主要是国际移民比较多所致。例如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移民；而中国不是移民国家，目前仍能与美国的年龄中位数几乎持平。

“中国人口平均年龄38.8岁”的话题引起俄罗斯媒体的广泛关注。俄卫星通讯社援引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近10年来，尽管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但为应对人口挑战，正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的中国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科学技术上。”未来随着“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中国的人口优势有望继续增强。文章同时强调：“必须意识到，中国的人口状况确实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出生率低、国家的老龄化仍在继续。实际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是全世界都面临的普遍问题。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政治上，中国社会都在积极地为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准备。例如，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正在刺激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同时，中国也在谈论延迟退休的话题，当然，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工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不仅可以刺激投资，还可以增加需求。庞大的人口和高技能专业人才的不断增加，仍然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日本媒体并未重点关注“中国人口平均年龄与美国相似”的话题，在美国人口增长缓慢之际，中国却在数字化经济时代占有优势地位。因此，当中美两国同样面临劳动力“增长钝化”问题时，谁能提高生产率将是决定胜负的前提。

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给出的数据，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在38.4至38.7岁之间，其中16岁到59岁年龄段的人口在1.9亿到1.92亿之间。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时，这一数据为37.2岁，这意味着美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近1.5岁。实际上，美国经济学家也非常关注美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埃德温·多兰研究认为，过去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是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生育率一直在下降，新生人口减少的趋势恰好又与“战后婴儿潮”出生人口的退休时间相吻合。新生人口持续的减少和美国社会老龄化加快，将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增长所基于的“人口红利”。自2010年以来，受经济危机和特朗普移民限制政策影响，美国移民人数有所下降。如果移民大量减少，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呈现“欧洲化”，进入人口增长停滞的老龄化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经济繁荣将会终结，年增长率将长期不足2%。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认为，为确保美国“年富力强”，吸引移民是未来拥有足够劳动力的关键，美国应将移民数量增加到目前的3倍。

“人口红利”也可能变成“人口炸弹”

俄罗斯灯塔电台2021年2月18日报道，据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人口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月1日，俄罗斯的人口平均年龄为40.23岁。其中，车臣成为俄最年轻的地区，居民平均年龄为28.68岁，莫斯科居民平均年龄最高，超过42岁。而2020年世界人口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索马里、乍得等相对贫穷的非洲国家，平均年龄不到17岁。报道说，在很大程度上，“平均年龄”低的国家也是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国家，“一名妇女生育五六个孩子”。

德国人口平均年龄接近46岁，在欧洲最“老”。发现走在街上的都是老年人，当地经济也都是围着老年人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年龄都有所上升。”柏林人口和发展研究学者奥拉夫·波利格尔16日这样告诉记者，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较低。波利格尔还说，德国很多小城镇的年轻人确实越来越少，他们更喜欢搬到文化生活更丰富、工作更好找的大城市，这已导致德国近九成的家族企业面临倒闭或不得不考虑转让。

日本是人口平均年龄相当高的一个国家。1920年，除冲绳县外，日本人口平均年龄26.7岁；1935年时为26.3岁；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1975年的数据为例，日本人口平均年龄为32.5岁；2001年，日本人口平均年龄已超过40岁，此后逐年递增。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是“东京一极化”的开始。随着大量劳动力从地方涌入东京，也意味着地方城市逐渐衰落，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差异。目前，日本适龄劳动人口为8632万，占总人口的64.92%，与2011年相比下降2.73%。从全球角度看，日本社会出现“少子化”与“高龄化”现象都比较早，对这些棘手的人口问题，日本社会内部并非全是悲观的声音。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认为，随着社会各界对劳动设备和软件的投入增多，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创新，日本未来几年还是G7国家中劳动生产率上升最快的国家。

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是全球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都将处于“年轻”状态。德国统计网站Statista202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南美大国巴西的人口平均年龄为33.5岁，而印度的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8.4岁。不过，印度的“人口红利”还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效能。相反，人口增长过快也带来各种问题，如资源紧张、粮食危机、城市化问题、贫富差距等都制约着印度的发展。过去100年，印度人口增长4倍多，但国家无法为这么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让印度头疼的还有新增就业岗位数与人口增速的不匹配。印度政府出台大量促进就业的法律法规，效果却不明显。近年来，越来越多印度农村人到城市寻找出路。不过，有大批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无所事事。这些人大部分不会说英语，也没有什么技能。

波利格尔表示，尽管印度以及非洲、中东地区很多国家的年轻人口居多，但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处理好自身的发展问题，“人口红利”也可能变成“人口炸弹”，甚至让国家变穷。他认为，人口问题是“重中之重”，应该进行长远布局，但也不应杞人忧天，未来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投入等将为解决人口问题提供机会。如果治理得好，非洲未来几十年将享受“人口红利”。

应对老龄化，中国不能走西方老路

中国的人口数据并不那么糟糕，人口没有下降，而且数据结果比原先预期的要乐观。比如，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中国0—14岁人口占比约18%，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35个百分点。《经济学人》杂志也表示，截至2020年，中国拥有2.18亿大学毕业生，几乎是2010年的两倍，即使工作年龄人口正在减少，但技能的提升使中国劳动力变得更为强大。

世界大国的定时炸弹”为题，炒作“中国未老先衰”。还有一些媒体用“危机”“困局”等来描述“人口老龄化趋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与欧美的情况已可同日而语”。但在柏林学者波利格尔看来，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年富力强”时期，且人口“弹性度”也明显高于西方国家，包括人口平均年龄目前差不多的美国。他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老龄化危机并存，但关键看国家如何治理和应对。目前，中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生育率仍有提升的空间，可以借鉴欧洲或俄罗斯的奖励措施，如发放育儿金等。

“有些西方媒体炒作中国人口危机，非常没有善意，也是不太科学的。”童玉芬表示，从世界银行2019年的老龄化数据来看，日本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28%，德国22%，法国20%，美国也有16%，而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2020年占比为13.5%。这一数据虽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但其实远不及西方很多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过，鉴于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较快，童玉芬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对老龄化问题要做到未雨绸缪，“一定要避免走西方的老路”。她强调说，我国尚未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还来得及做出很多制度上的准备，例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更多的更加完善的社会和社区养老服务。此外，中国幅员辽阔，与日本和欧洲一些高度老龄化国家不同，我国在内部空间上也有一定转圜和调整的余地，比如当某一地区出现人口过于老化、缺乏劳动力资源时，可通过人口流动实现空间上的人口优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