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强市10年人口版图：珠三角4市成“人口赢家”

目前，各地人口普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随着入户登记各项工作顺利完成，多地进入事后质量抽查阶段。

　　人口普查的数据，将透露出众多城市在过去10年的人口及经济变化的“玄机”，而这在2019年的数据中已经初露端倪。

　　21世纪经济研究院统计了2009年经济排名前25强的城市，以及2019年经济排名前25强城市，总共29个城市中(有4城市新上榜)，珠三角4市：东莞、深圳、广州和佛山，位列过去10年GDP前25位城市人口增幅第2、3、4和6位。

　　和珠三角城市群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多个城市在过去10年也表现不错，其中合肥以60.57%的人口涨幅位列涨幅榜第一位，杭州、上海涨幅也超过20%。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人口流动背后，有两个因素特别关键。首先是流动人口的工作机遇，这与城市的民营经济、个体经济活跃度有关。其次是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城市的人均GDP、可支配收入较多，意味着这个城市竞争力较强，吸引人口流入。人口流入或流出背后，是城市的发展差距问题，城市发展差距越大，人口变动的数据也就越大。

　　合肥GDP、人口增幅均最快

　　从经济和人口上看，29个经济强市在过去10年有喜有忧。

　　首先，共有25座城市的GDP在过去10年增长超过100%，14座城市GDP增幅超过190%，这14座城市超过全国GDP平均增速。

　　其次，GDP增幅最快的合肥与成都，在过去10年都采取了合并周围县市的做法，其中合肥代管巢湖，成都代管简阳，这表明选择扩容是很多城市壮大自身的重要选择。

　　从排名上看，首先，辽宁“双雄”大连、沈阳两市，GDP排名从中国城市的14、15位下落到28、32位，河北唐山市从18位下落到29位，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从24位下落到42位。同时，2009年GDP排名27、29、31和41位的南通、西安、福州和合肥市，则在2019年上升到23、24、22和21位。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经济发展的差异带动了人口的变化，尽管两者变动并不完全同步。2009年，仅有6座城市：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和广州的人口超过千万，但这一数据在2019年实现翻番，达到12座。另外，在2019年，800万人口以上至10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快速增长达到11个，这些城市都有在未来10年冲击人口千万大关的可能，中国已经进入“大城市时代”。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四大城市群中的大城市，在过去10年的“人口引力”也存在差距。

　　具体来看，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合肥表现抢眼，以人口增幅60.57%排名第一。在2016年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合肥成为长三角副中心城市。2011年8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及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居巢区改设为县级巢湖市，新设的巢湖市由安徽省直辖，合肥市代管。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杭州和上海表现也不错，2009年到2019年人口涨幅分别达到27.90%、26.38%，位于29大城市中的9位、12位。杭州与上海的人口增幅背后，是这两个城市较高的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2019年，上海与杭州的人均GDP位列29个城市中的第6、8位；而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上海以69442元“登顶”榜首。

　　发达的新经济、民营经济，成为杭州吸引外来人口的“利器”。2019年，杭州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795亿元，增长15.1%。此外，全年民营经济增加值9378亿元，占GDP的61.0%。全市私营企业63.2万户，比上年末增长14.0%；个体工商户61.0万户，增长19.6%。当年杭州全市常住人口103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5.4万人。

　　不过，与杭州相比，同在长三角城市群的南京、南通等城市，人口增速相对较慢。这与南京、南通的老龄化程度偏高有关，也和江苏整体较为富裕，省内强市的人口吸引力相对不高有关。

　　成渝城市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劳动力的输出地，但这一局面在近年来出现部分改变。其中，成都以28.87%的人口涨幅，位列第8位。在这背后，既有成都代管简阳带来的人口增长，也有成都作为四川唯一的“超级城市”对省内外人口的吸引。

　　重庆过去10年的人口涨幅并不高，但是近年来农民工回流现象明显。2019年，全市农民工总量758.6万人，比上年下降1.0%，但是本地农民工216.7万人，增长2.2%。这一数据反映出随着重庆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工业的发展，有较强吸纳制造业工人的能力。

　　珠三角人口“引力”强

　　京津冀城市群中，天津以27.17%的人口增幅排名29大城市中第10位，北京、唐山的人口增幅分别为22.71%、6.64%。

　　作为中国的首都和经济文化中心，北京早在2017年就提出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在此之前，北京已经提出了产业疏解政策，同时一些企业疏解到河北和天津。和企业疏解相配合的是，北京人才的逐步高端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北京按受教育程度分的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人口占比超过35%，在全国各个城市中名列前茅。

　　2009年，天津GDP为7500.80亿元，2019年达到14104.28亿元，增幅低于100%，在29大经济强市中增速排名较低。但天津市的常住人口增长，在2017年之前都是较快的，仅2015年就增长29.14万人。这里面既有从北京“挤压”到天津的人口，也包括天津海河英才计划引进的20多万人，还有在天津经济较好的几年快速流入的人口。不过，到了2017年，天津常住人口减少了5.25万人。

　　珠三角城市群民营经济活跃、整体年龄结构较轻、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等因素，导致该地在过去10年吸引了更多的人口，成为“人口赢家”。

　　以东莞为例，在东莞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数量上，2005年工商登记户数合计为353266户，2010年上升到518544户，2019年上升到1238646户。其中，个体工商户在2005年为293124户，2010年为402405户，2019年为677487户。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民营经济、个体经济是新增人口就业的重要一环，就业机会更多，将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

　　此外，人均GDP的高低，也反映出城市的发展差距，进而影响对人口的吸引力。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29个经济强市中，共有22座城市人均GDP超过10万元，深圳以20.35万元排名第一。珠三角的广州、佛山和东莞人均GDP均超过11万元。与之相比，2019年哈尔滨户籍人口人均GDP仅55175元，排名垫底。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均超过6万元(其中广州是分开公布，城市为65052元、农村为28868元)，佛山与东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过5万元，显示出较强的吸引力。

　　人口变动背后的新一线城市崛起

　　从过去10年的人口变迁版图中，可以看到新一线城市的崛起。

　　一线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强大，广州、深圳的人口涨幅分别排名29个城市中的第3、第4位，上海和北京分别排名第12、14位，这与京沪人口限制政策有关。除北京之外，上海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并以2500万人左右作为2040年常住人口调控标准。

　　2020年15座新一线城市包括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天津、苏州、南京、郑州、长沙、东莞、沈阳、青岛、合肥、佛山，这15个城市均包括在29个经济强市中。

　　从近10年的人口涨幅看，人口增幅最高的前10个经济强市中，有7个为新一线城市。除了排第1、2名的东莞和合肥之外，郑州以37.64%的人口涨幅排名第5，佛山排名第6，成都、杭州、天津和长沙的人口涨幅也超过25%，排名第8-11位。

　　新一线城市的崛起背后，是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上涨，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提升，吸纳人才的引力不断抬升，与一线城市的差距不断缩小。

　　以近10年人口增量排名第二的东莞为例，2000年，东莞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人民币存款余额分别为13563元、4477元和10442元，这一数字在2010年上升到53959元、18106元和41179元。到了2019年，这三个数据分别上升到112507元、47505元和74628元。

　　目前，从人均GDP看，新一线城市苏州、南京已经超过北上广，杭州、武汉也排名前十位。

　　不可忽视的是，中西部新一线城市的崛起。在与东部城市的竞争中，这些中西部中心城市的优势不断扩大，加速弥补与东部城市的发展差距。

　　以常住人口破千万的郑州为例，位于人口大省河南，赋予郑州很好的人口基础。随着富士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入郑州，又为该地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最新报道显示，每年7月至12月，富士康进入用工高峰期，因为需求量大，造成招工难度增加，甚至选择与河南省内企业采取“共享用工模式”，为当地稳就业起到很好的作用。

　　而且郑州本来就是教育大市，在2018年，每10万人口中有6136.28位高中生，远超出全省平均3617.14位，也成为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