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时代”杠杆效应 重拾人口红利撬动经济增长

多少家庭愿意生二孩？

“二孩时代”杠杆效应——

重拾人口红利 撬动经济增长

长期来看，“全面二孩”将对中国的养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与将来我们退休时能领多少养老金都有关系。专家表示，普遍二孩政策可以缓解当前我国养老体系中的缺陷，为养老体系“输血”。通过30年新增1亿人，缓解我国养老金“缺钱”的问题。在当前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个关键时刻，全面放开二孩，是撬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杠杆。 文 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表示，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据预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在2027年和2035年分别突破15%和20%，2050年将超过25%。

不调整比日本更严峻？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势的逆转，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在2011年降到谷底(0.38)，创造了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对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贡献率达1/4以上，可以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跟人口红利有很大关系。但随后，抚养比开始缓慢上升，2020年升至0.4，也就是5个劳动力养2个老人，2033年升至0.5以上，这就意味着，4个劳动力，需要抚养2个老人。

如果生育政策不调整，按照联合国的预测，2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抚养比依然持续上升，2070年将达到0.8的超高水平，即4个劳动力至少需要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这预示着多年来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中国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

199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1.9%，不久之后人口抚养比就迅速提高。在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出现逆转，从减速开始直到停滞。日本这些年的经济泥潭，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龄化。

反观中国，201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1%，已经接近于日本1990年经济增长减速时的老龄化水平，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和日本一样，人口抚养比提高，并且这一趋势不可逆转。比日本当时的情形更严峻的是，中国当前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

全面二孩政策从中长期来看，可以稀释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上升，比如，在2035年，将其控制在0.5左右，而如果没有二孩政策，则有可能是0.6。

为养老体系“供血”？

卢迈表示，老龄化除了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外，给我们的养老也带来很大冲击。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等，还不能适应老龄化时代的需求。当前的状况是“未备先老”。同时，财力准备不足。一方面，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较大缺口。中国公共支出中用于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并不高，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也较窄，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较低，2011年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农村地区的养老金水平也只有每月55元。另一方面，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潜伏着财务危机。有近一半省份的养老金收不抵支，且养老金投资收益率过低，年均收益率长期不足2%，低于同期的通胀率，意味着养老金缩水。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被制度覆盖的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将大幅增长，养老金面临“入不敷出”的亏空风险。

他认为，“未富先老”绝非危言耸听。“如果不马上放开生育政策的话，20年后谁来工作、谁来养活数亿老年人？”卢迈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增加未来劳动力的供给，缓解家庭老年扶养负担，否则，将来两位中年人不仅要养活4位老人，甚至还要养活这4位老人的父母。在他看来， 放开二孩就是要保持整个养老体系的动态平衡，为养老体系提供新的“供血者”或“接盘者”。在放开二孩政策实施的中长期，待生育率达到2.1的替代水平，整个养老体系的压力就大大降低。

社保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放开二孩后，在30年~40年间，如果能新增1亿人口，届时，我国的养老金规模能有5%以上的增速，将可以大大缓解养老金缺口的压力。

郑秉文表示，我国的养老金空账有1.3万亿元，养老金投资收益率还不到2%。这就相当于你在10年前把能买三居室的钱存进了银行，而且给你一个2%的利息，10年之后再取出来，你连一套居室都买不起。“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70后、80后正是当打之年，但二三十年后，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养活这部分人了，养老金也不够花了，现在必须新增出一批劳动力人口来养活这一代人。”

他认为，在当前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个关键时刻，全面放开二孩，是撬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杠杆。

放开已是“火烧眉毛”？

郑秉文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少子化”的担忧。他告诉记者，目前，国际上对少子化的量化标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少子化可以从“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水平（即低于“2.1”）作为指征。如果将其转化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8%左右。“少儿赡养率”也可以衡量少子化程度，即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一般来说，如果将总和生育率“2.1”转换为少儿赡养率，25%可视为少子化的一个标志。而少子化与老龄化都是人口结构发生逆转的体现，中国人口结构在这两个方面都面临压力。

截至目前，根据联合国预测，2015年中国的平均寿命为75岁。相比之下，201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仅为78.3岁，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少子化现象更加严峻：2010年中国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为4200美元以下），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1.53，而当年全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则是3.08，中国差了一倍。与“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4200~13500美元）平均总和生育率1.82和“高收入”国家的1.76相比，中国的数据也偏低。

2015年的数据显示，就总和生育率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51，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1.75。就总和生育率来说，高收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少子化国家，比如，英、法、德和美国。不过，这些国家有移民政策，可以通过移民来降低生育率低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风险。

相对之下，在“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中国人口结构急剧逆转，老龄化的速度惊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在2015年上升到15.2%。这其中，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少子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推手之一。在这样的人口形势下，五中全会果断作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这是非常及时且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迫在眉睫，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稳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严重的老龄化，二孩政策就是强心针，说实话，放开二孩已是火烧眉毛了，要是早两年放开就好了。”

少子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在少子化趋势下，劳动就业人口占比将逐渐下降，进而，人口规模将呈绝对下降趋势，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劳动供给减少必将减少劳动产出，经济增长必将受到影响。而放开二孩，是补充劳动力供给的最直接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