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关于中国人口与计生政策及背后政治生态研究的书籍《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这本由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韦爱德教授（Edwin A. Winckler)合作完成的著作，创新性使用福柯的“统治术”理论，通过人类学与政治学的结合，完成了对中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全面分析和解读。
笔者最初被这本书吸引，在于其解读的全面性，以及成功预测了中国政府人口政策上一些转变措施。举个例子，今年两会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不再提及严格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而此书早已做出详尽的预测。抛开这些技术性的预测，在更大的层面上，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面临一种更为深入的改革诉求；一种更为全面和制度化的政治改革：以人口为核心，辐射到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
哈佛大学人类学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人口政策的人类学调研，关注于意识形态符号通过制度表达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心理、行为与思想上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韦爱德教授（Edwin A. Winckler）则是著名的中国人口制度专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顾问、美国国务院政策咨询专家、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其对于中国人口的制度学分析非常具有代表性。
两者合作完成的这部《Governing China’s Population》,甫一问世，便在西方引发巨大关注。学界尤其重视二者在政治学与人类学的跨界实验，认为这种结合可以将政治生态的全面性展现出来，不仅具有政治学对政权能力（regime capacity）分析“从上到下” 的视角，也包含人类学“生命权力”（Biopower）分析的“从下到上”的视角，更改进了过往研究对于制度形态具体对于大众影响认识的不足，完成了“为制度分析注入情感”的任务。
由人口政策变迁的角度出发，两位在西方鼎鼎有名的学者展现出了中国由列宁主义基调下“毛泽东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再到“改革主义”的变迁过程（Leninist “Maoism-Stalinism-Reformism”）。
在此书中，通过对人口政策的全面解读，两位学者发现在毛泽东时期，中国的人口政策在顶层设计中出现了“严格控制－宽松－严格控制”的摆动，但这样的摆动背后，是政策制定者从“多人到个体再到人民全体”的过程，从政策制定者的参与程度出发，韦爱德得出了毛泽东时期从“官僚到动员再到革命最后回归动员”的过程。而葛苏珊则在农村与城市不同参与者在这种政策变迁中的反应和斗争，印证了这种分析的相对准确性。
除此之外，葛苏珊的分析表明，人口政策的现代化转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表现出一种中国统治形式的“雄性”倾向，不仅在宏观层面出现了男女、城乡比例的失调，在微观层面，固有的“男权思维”与“城市思维”得到进一步的确认，而现代兴起的“女权”诉求与“农民工”诉求，更是将这种女性、农村群体的弱势地位确立下来。
这种思维对于大众心理、行为与文化的塑造起到深远而持久的作用，不仅造成了许多悲剧，同时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最后，他们还做出了对习近平时期政治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期许和预测，强调中国进一步制度化改革、公共空间的建立、对于制度化建设中问题的纠错机制（多元化监管与政策自我修正）的倾向。由此，我们便可以了解，美国对于中国战略地位的分析解读中，出现的“乐观化”倾向的真正动因。
以人口出发，两位学者将对中国发展的“乐观情绪”展示在了他们的预测当中。对他们而言，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预测，仅仅是一个变化时间长短计算的问题（mapping out the timing of changes），而变革内容的框架已经得到了确认，包括与人口相关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革，在总体趋势上得到确认。
人口数量(Quantity)层面：微观角度上中国政府会继续规范个体的生育行为，包括避孕、绝育，但这样的规范会更为创新；宏观角度上最重的人口规模会在2030年到2050年间达到稳定，但具体是哪一时间，要根据中国政府的具体经济政治诉求决定。
人口质量(Quality)层面：微观角度上对“劣质生育”防范更加严格，与此的医疗系统、基础设施、教育环境、粮食安全、媒体宣传都将得到完善；宏观角度上人口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进，性别结构会进一步转变，而未来可能的老龄化趋势与由此产生的失业问题，也将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得到预防。
人口区位(Location)层面：微观角度上移民与持续寻找工作的人将引发在治安、监管、社会设施、城乡关系的进一步改良；宏观角度上农村和城市人口比例会进一步得到调整。
概括的说，中国将更依赖于市场化的变革、公共空间的扩展与广泛社会参与、法治社会与制度化变革，从而对经济发展遗留下来的社会、环境、福利、治安、腐败等问题予以打击，更加注重人口质量，人口政策与卫生、环保等多方面的结合更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