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研究

一、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
（一）人口总量变化的比较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经济增长结构、外来人口变动等多方面原因，沿海各省份人口总量的变化差异较大。根据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和浙江5个省市中，广东常住人口增加最多（1788万人），成为我国唯一人口超亿人的省份；浙江常住人口增加次之，10年增加766万人；人口总量增加居第3位的是原先人口基数最少的上海市，10年人口增长率高达37.5%，大大高于其他4省份；而原先基数很大的人口大省山东和江苏，这10年常住人口分别仅增加500和428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仅为0.5%和0.6%，大大低于上海、广东、浙江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
各省市常住人口增长速度超乎寻常的差异，让我们有必要探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为此我们整理了上述5省市这10年户籍人口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到，除了广东之外，这10年其他省市户籍人口增长情况相差不大，其中浙江户籍人口增长5.5%，是5省市中增速最低的。
（二）外来人口增长的比较
那么，这些省市外来人口情况又是怎样呢？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信息。无论是最近10年外来人口增加的绝对量，还是增长速度，浙江都是最高的。2001—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年均增长12.4%，比江苏、上海、山东和广东分别高出1.1、1.3、5.0和8.8个百分点；这10年浙江外来人口增加了813.51万人，分别相当于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外来人口增加数的1.26、1.39、1.67和7.52倍。到2010年，浙江已成为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个外来人口超千万人的省份。
浙江外来人口的快速增长，抵消了户籍人口增长较慢的状况。调查显示，尽管最近10年浙江户籍人口增长速度最低，但由于外来人口增长最快，使得浙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5%，居5省市的中游。这10年间，浙江外来人口增加813.51万人，分别相当于同期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增加数的106.2%和329.7%，这两个比例，在5省市中分别仅低于江苏和上海，均居第2位。
（三）人口文化素质的比较
人口文化素质最显性的指标是人口受教育程度。最近十年，全国和沿海省市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表现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提高1年以上，文盲率大幅度下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特别是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相比之下，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比较缓慢。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46年上升到2010年的8.57年，提高1.11年，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提高1.14年，北京、江苏、上海、山东分别提高1.47、1.23、1.2和1.13年。
由于历史原因，上世纪末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就不高。据有关研究成果，1995和2000年，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19和第22位。而最近十年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缓慢，使得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状况未能改观。2010年，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9年，在上述沿海省市中居倒数第一位；文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9个百分点，在这些沿海省市中最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4个百分点，也在部分沿海省市中最低。
（四）就业人口行业结构的比较
国民经济行业分为20个门类。第20个门类“国际组织”除北京和上海有少量就业人口外，其他省市就业人口分布在19个门类中。从中能够看出以下几点：首先，浙江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口比重较低。其次，浙江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特别高。2010年达到43.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98个百分点，是比较省市（或许也是全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超过40%的省份。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那么浙江则是国内从事制成品加工就业人口比重最高的省份。再次，由于浙江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3.59百分点，要比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98个百分点多出6.61个百分点，这就使得其余17个门类中大部分行业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在6省市中比重较高的行业有建筑业，比重仅次于江苏居第2位；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均低于两个直辖市，在4个省份中比重最高。

二、浙江人口发展的成因和利弊分析
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浙江人口发展特点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多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着主客观多种因素影响。归根结底，是受浙江经济发展方式所决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经济发展大致沿着农村改革——农村工业化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向型经济——产业升级优化的发展次序逐步推进。如果说前面几个阶段的次序转换比较顺利，步步走的都是“活棋”，那么恰恰是后面一个阶段，即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却是进展缓慢效果不理想。尽管在上世纪末，从决策层的角度，已经看到了浙江经济素质性、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层次低，企业素质不高，资源利用率低，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层次不高，科技教育水平与经济大省地位不相适应，产业升级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不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愈益突出等影响浙江跨世纪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提出了以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为主线的战略思想。但是，受指导思想、体制障碍和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当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问题却愈演愈烈。浙江经济仍然延续了原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最主要表现在以投资拉动型、第二产业带动型、粗放增长型为特征。
（一）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人口变动机理
人口变动受经济发展模式影响。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有什么样的人口变动特点。首先，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仍然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这导致制造业就业人口大量增加，也使得浙江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高于其他省市。2011年与2000年相比，全省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增加902.53万人，相当于同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数的1.88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之比，由2000年的1.22：1扩大到2011年的1.47：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35.6%上升到2011年的50.9%。
其次，浙江制造业过分依赖低成本优势和低价格竞争，促成了省外人口的大量拥入。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展缓慢，使得浙江多数制造业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末端，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低、市场定位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管理水平低，走的是一条低档、低价、薄利的发展路子。这种低端制造，对应的是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而低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又带动了低端服务业的繁荣。在本省劳动力成本上升、年轻人择业观念和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对低成本劳动力快速增长的需求，只能通过吸收省外人口加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是全国外来人口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省份的原因。
再次，对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低价格竞争的依赖，必然导致劳动力乃至整个人口文化素质低下。在以低成本、低价格、低收益为特征的增长模式背景下，在较高素质和较低素质的劳动力之间，浙江大多数企业不论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上，还是在实际能力上，往往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浙江是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省份。而大量使用文化程度较低的省外人口，造成了浙江“双低”现象，即低劳动生产率和更低的劳动报酬。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81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浙江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38.9%，在31个省市区中居第28位。
总之，以投资拉动型、第二产业带动型和粗放增长型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浙江，成为浙江低端制造业和与之相适应的低端服务业发展的生力军，这是导致浙江人口变动有别于其他省市的主要原因。
（二）浙江人口变动的有利因素分析
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并主要从事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为突出特征的浙江人口变动，并非一无是处。从积极角度考虑，主要带来以下有利因素：
第一，延长了人口红利，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压力。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浙江一直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的时期。按照国际标准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64年的54.58%上升到2000年的73.09%。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影响，世纪之交的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及其比重很可能处于顶峰。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省外年轻人口的大量流入，进一步提高了浙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延长了人口红利。2010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77.45%，比2000年又上升4.36个百分点，比同年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98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年因此延后到“十二五”时期。
第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速度。2000年，浙江老年人口比重达到8.92%，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人们普遍预测，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老龄化将呈现持续上扬态势，到201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0%以上。然而，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的省外人口大量流入，延缓了浙江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2010年，浙江老年人口比重为9.34%，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位退居至第9 位，比江苏、上海、山东分别低1.54、0.79和0.50个百分点，比本省户籍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低1.71个百分点，比2000年仅上升0.42个百分点，大大低于同期全国老年人口比重上升1.9个百分点的幅度。
第三，促进了经济社会较快增长。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占25.2%，即1/4的劳动年龄人口来自省外。外来人员不仅遍布各行各业，而且外来人员对工作和收入不那么“挑剔”，凡是工作条件艰苦、工资待遇低下的苦活、累活、脏活，主要由省外人口承担。环卫、建筑、家政、餐饮、保安、的士等工作岗位，外来人口占据了大部分。他们的到来，缓解了这些部门和企业面临的“招不进、留不住、用不起”的难题；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市场供给，方便了群众生活。可以说，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其中无不凝聚着数以千万计外来人员的汗水和心血。
（三）浙江人口变动的不利因素分析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肯定上述有利因素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为主要特征的浙江人口变动，对于浙江可持续发展来说，更多带来的是不利因素和负面效应。
首先，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2010年，浙江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35人，比2000年增长16.6%，与全国人口密度之比由2000年的3.48：1扩大到2010年的3.82：1；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3公顷，相当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比例由2000年35%降低到2010年的33%。2010年，全省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1760立方米，比2000年下降16.9%。环境方面，外来人口大量拥入增加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排放量，2010年与2000年相比，全省城市用水人口增长75.9%，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1.2倍。
其次，加重了公共服务负担和社会管理成本。教育方面，近几年来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数量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1年，121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镇就学，其中接受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外省籍占80%。医疗方面，外来人口在医院门诊、住院，加大了本省医疗需求与医疗资源的矛盾，加剧了就医难。省外流动人口“候鸟式”的流动，特别是春运期间集中往返，造成交通运输紧张、节后用工难等问题。外来人口从事职业、从业场所、居住地点变化频繁，而且由于文化素质较低，良莠不齐，加上外来人员容易生活无着落，往往会滋生违法犯罪行为，增加了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
再次，强化了低层次粗放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对于浙江低层次粗放式发展来说，既是因，又是果。外来人口大量拥入，是浙江经济过度依赖低端产业、过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结果。反过来，大量低文化素质的外来人口迅速增加，强化了低层次粗放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外来人口除了素质偏低，影响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之外，还带来一个很大问题是，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低工资行业，他们的大量增加，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报酬被锁定在低水平，加剧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如果不遏制素质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的势头，就难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调整产业结构来稳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难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从人口比较中得到的启示
首先，通过与沿海省份的比较，使人们对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变动特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人口总量居全国第10位、国土面积居全国各省区倒数第3位、人均国土面积小、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占用资源水平更小的浙江，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头十年，外来人口增加数竟居各省市区首位，这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外来人口增加数量之多、增长速度之快，改变了过去浙江省外流入人口与流出省外人口相差不多的状况，超出了人们预测。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研究课题预测，2010年浙江总人口将达到4741.8万人，2015年将达到4775万人，考虑到外来人口增加因素，预测2015年总人口可能突破4800万人甚至5000万人。但实际情况是，到2010年浙江总人口就突破5000万人大关，达到5446.5万人。进入新世纪之后，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样调查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成为修正浙江常住人口数据的年份。通过比较研究另一令人难堪的发现是，号称经济发达的浙江，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竟仅高于新疆，与西藏并列全国倒数第二位。外来人口增长迅速，这些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以文化程度低为醒目特征，他们大多分布在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就是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发展的最主要特点。
其次，有别于沿海其他省市的浙江人口变动特点，并非偶然现象。人口变动有其自身内在规律，人口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因外来人口大量拥入而导致的浙江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人口学家短短几年前的预测。这种变化速度意味着引起现阶段浙江人口变动的原因，主要不是人口因素，而是经济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就是说，浙江人口变动特点，与粗放型发展方式和低端化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与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目标相适应，是“重大不重强”的传统思维定势的产物。浙江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经济总量已居全国第四、经济发展次序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阶段转换之际，由于受指导思想、体制障碍和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注重推进低成本的工业化，以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低价格来获得竞争优势，靠招收大量省外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来满足企业低成本扩张需求，通过用工单位放宽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要求来维持所谓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优势”。与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应的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增加，导致浙江以人口总量增长过快、人口文化素质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为特征的人口变动态势。
再次，通过浙江与沿海省份人口发展态势的比较，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感。改革开放以后20多年时间内，浙江是我国增长最快、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在资源瓶颈约束、要素成本上升、需求结构变化、市场竞争加剧、宏观经济调控、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浙江经济在全国领先增长的优势逐渐减弱，GDP增长率在各省市区的位次由数一数二逐渐后退到倒数几位。对此，无论是政府的总结反思还是学者的分析研究，都得出一致结论认为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效益和素质问题，是多年来作为重大战略提出而又进展不快的现实问题”。然而，通过浙江与沿海省份人口发展态势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对“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问题有了更加真切、更加深入的理解。比如说，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人口比重高达85.55%，比山东、广东、江苏分别高出23.62、12.97和11.26个百分点，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59年，这就足以折射出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到何等程度。又如，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要素资源，而2010年浙江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仅为30.0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32个百分点，比山东、广东、江苏分别低11.11、7.69和5.31个百分点，这就不难解释，这些年“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江苏、广东、山东的差距日益明显。总之，人口比较研究反映了现阶段浙江经济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和加快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必要性；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浙江不利的人口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