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规模首超日本，GDP赶超韩国，广东又“开挂”了

广东成为了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人口规模达到1.26亿人。

从人口总数上，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相比，广东首超日本的1.248亿人。

此外，以英国的6683万人口总数计，广东人口相当于英国的1.89倍；以韩国的5171万人口总数计，广东人口相当于韩国的2.44倍。

从人口增长率看，过去十年，广东人口增长了20.81%，简单算术平均计，每年增长2.08%；其中，深圳人口增长68.47%、珠海增长56.36%、广州增长47.05%、中山增长41.56%、佛山增长32.03%、惠州增长31.45%、东莞增长27.33%。

再和国际做对比，广东各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按10年内的平均年增长率计）也显著高于以上各国的水平：日本2020年环比下降0.4%，英国2019年环比增长0.87%，韩国2019年环比增长0.68%。

从人口结构情况看，广东的人口结构处于正青春阶段，15岁到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占比高达68.8%，居全国第一；60岁以上人口比重只有12.35%，属于典型的人口红利阶段。

其中，东莞、深圳、中山、广州、佛山和珠海等地15到59岁劳动人口占比都在74%以上，显示珠三角超过70%的人口为劳动力，人口红利相当突出。

而国际上，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28.7%，英国65岁以上老人占16.5%，韩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14.9%。可见，与这些国家的人群相比，广东人口结构正年轻。

深圳广州东莞成人口流入高地

随着国内经济由外向型经济向内需驱动型、创新推动型转型，人才和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函数。人口基数带来了市场广度、宽度和深度，成为挖掘内需潜力的重要基础，人才则成为了打造市场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力。

而一地一域是否具有吸引力，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对人口资源的可承载能力。具有较高经济可承载能力的地区，为人才和人口提供更丰富的选择空间，人才和人口的汇聚又夯实经济内生增长的根基，推动当地经济进一步发展。

“孔雀广东飞”能蔚然成风，一方面，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跨地区统筹推进等政策，为人口迁徙以及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全国性重新配置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广东经济快速增长、雄厚的经济内生增长潜力，为人才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以人口破千万的深圳、广州和东莞为例，这些城市不断汇聚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和经济可承载能力，让其成为人口流入高地。

首先，深圳、广州双子城，如同两个庞大的“发光极”，交叉辐射在珠江两岸，吸引更多人才前来安家落户、安居乐业，不断拓展着珠三角经济带的广度和深度。

近年来，深圳的“科技+金融”，已经独树一帜，产生了科技产业与金融相互助推的良性循环，不断孕育着一代代具有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推动深圳经济高质量增长。

近年来，深圳孕育出了华为、腾讯、大疆创新、平安、比亚迪等一批优秀的世界级企业，为人才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而曾经被坊间担心有跌出一线城市序列之虞的广州，几年来积极布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初现成效。

随着广州第三中轴线——广州科技创新轴的靓丽登场，那个活力四射的广州又在向人们招手。以中新知识城、南沙科学城为南北两极，贯串广州科学城、天河智慧城、天河科技园、广州国际金融城、海珠生态城、广州大学城（国际创新城）的广州第三中轴线，成为了广州市新的经济发展名片，网易、微信、阿里华南总部、酷狗、荔枝、UC等公司在第三中轴线上开枝散叶，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工业软件、物联网等行业快速布局，让昔日的千年商埠再次焕发新姿。

其次，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通过成功的强势逆袭，转型布局自主创新，成为了珠三角的又一个新增长极。

东莞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度遭遇困境。然而，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真枪荷弹地推进负面清单管理，东莞以从OEM（代工）向ODM（原始设计制造商）转型升级的先进代工能力为基础，腾笼换鸟，率先向研发和品牌运作方向发力，切入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承接广州、深圳的双向辐射，实现了强势逆袭转型，进而使东莞成为了广东第三个人口突破千万的城市。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广东自贸区、粤港澳大桥、深中通道等，将珠江两岸由点成线，连线成片，塑造成了具有强大内生增长潜力的粤港澳经济带。

这里也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让珠江两岸各城市经济比翼齐飞。

广东经济总量与日本等仍存在一定差距

只有17万平方公里的广东，汇聚了中国8.93%的人口，体现出了广东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内生增长潜力。

不过，尽管广东人口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以及英国、韩国等国，但广东的经济总量与日本、英国等还存在一定差距。

具体而言，2020年，广东经济总量为11万亿人民币，根据国家统计局按年平均汇率折算GDP的方式来计算，广东GDP为1.61万亿美元，人均GDP为1.28万美元，每平方公里GDP产出为947万美元。

2020年，日本经济总量为4.94万亿美元（国土面积为37.8万平方公里），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每平方公里GDP产出1307万美元。

英国经济总量为3万亿美元（国土面积为24.4万平方公里），人均GDP接近4.5万美元，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出1230万美元。

韩国经济总量为1.7万亿美元（国土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与广东省相当，但韩国的人均GDP接近3.29万美元，每平方公里GDP产出为1700万美元。

从GDP和人均GDP上看，广东的GDP和人均GDP是日本的32.59%和32%，是英国的54%和28.44%，是韩国的95%和38.91%。

就GDP总量而言，广东与日本和英国的差距相对较大，与韩国接近；但从人均GDP上看，广东与日本、英国和韩国的差距较大。

从每平方公里GDP产出看，广东的产出是日本的72.46%、英国的76.99%和韩国的55.71%。论单位面积的经济产出，广东与日本和英国的差距不算太大，与韩国的差距稍微大一些。

综合比较分析，广东经济相比日本、英国和韩国，还有很大的潜能可以挖掘。

大量人口的流入，也可能推高相关地区经济社会的运行成本。例如，随着人口激增，居民购买力也在向珠三角集中，促使该地区一些城市的房价出现了明显上涨，这导致该地区经济社会运行成本的增加，尤其是企业经商成本、居民生活成本出现增加。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为此，在承接优质人才和人口的同时，广东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增加公共服务，降低人才等要素资源在该地区的优化重组成本，使新增的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成为大湾区经济加法运动的新动力。

总之，大量人口向广东等地聚集，既是一场机遇也面临某些挑战。对于广东而言，如何利用好人才等要素资源的聚集效应，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对其他地方而言，如何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吸引人才等要素资源，都是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