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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GDP城市“十三五”人口版图: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居首

日期:2021-04-19 类别:广东

 “十三五”时期,23个万亿GDP城市中,深圳以近200万常住人口的增量高居榜首,成都、广州排在二三位,北京为最后一名,上海倒数第四。

  “十三五”期间,万亿GDP城市大扩容,2020年已经达到23个。

  但是,在经济强势增长的背后,一些万亿GDP城市的人口增长却出现明显的背离。追溯“十三五”期间这些城市的人口变动情况,有利于我们看清万亿GDP城市未来发展的后劲如何。

  由于2020年人口数据尚未公布,“十三五”期间人口数据采用2016年到2019年期间的数据,同时为了方便比较,采用“十二五”时期2012年到2015年的数据,对比这前后两个四年的人口变化情况。

  “十三五”期间,23个万亿GDP城市中,深圳以近200万常住人口的增量高居榜首,成都增长192.33万人居第二,广州增长180.48万人排第三,济南、西安、杭州和重庆这4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过百万,排在第4-7名。长沙常住人口增长接近百万,居第8位。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和长沙在并未合并或代管其他地区的情况下,2016年-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较2012年-2015年出现翻倍式增长,从增量较低地区“逆袭”成为前几名。

  同时,“十三五”期间常住人口增长量排名靠后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两大一线城市,北京是最后一名,上海倒数第四。倒数前五名中江苏城市占据3席,包括南通、无锡和苏州,其中南通、无锡的常住人口增长量不到10万人。

  在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影响之下,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从2012年到2015年的151.9万人,滑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16.9万人,成为唯一一个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城市。

  另一个常住人口增速滑落明显的城市是天津,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长达到192.37万人,但到2016年-2019年却仅增长14.88万人。

  “十三五”期间,为什么人口会对部分万亿GDP城市“用脚投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新增就业机会是关键因素之一。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9年,23座城市中的广州、深圳、成都、西安与济南的就业人数增量超过百万,而这5个城市也位居常住人口增量前五位。然而,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人口流动也更看重安居、落户的难易程度。

  进入“十四五”时期,随着人口流动的“马太效应”越发明显,加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跌,我国城市常住人口将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对人口的竞争或进一步加剧,在万亿GDP城市层面竞争将尤为激烈。

  一线城市人口增量分化

  “十三五”期间,在经济发展保持较快增速的背景下,23个万亿GDP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却出现两极分化。

  其中,深圳、成都、广州与济南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50万人,成为人口“膨胀”最快的4个城市。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城市成为人口增长的“翘楚”?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就业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以广州和深圳为例,2015年底,广州和深圳的就业人数分别为927.91万、1100.80万,这两个数据到2019年分别上涨到1125.89万、1283.37万。换句话说,在2016年-2019年4年间,广州、深圳的新增就业人口达到了197.98万、182.57万,位列23个万亿GDP城市前两位。

  广州、深圳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与两地发达的民营经济分不开。2020年,广州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10200.04亿元,历史上首次超过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0.8%,同比增长2.8%,增速比GDP增速高0.1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2020年,深圳市民营企业进出口1.81万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增长5.7%,占全市外贸进出口的59.4%。

  另一个人口受民营经济带动的城市是杭州。2016年到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长134.2万。2020年杭州全年民营经济增加值9855亿元,占GDP的61.2%,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货物出口2589亿元,增长5.8%,占出口总额的70.1%。

  此外,在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下,“合并与代管”成为成都与济南在“十三五”期间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十三五”期间,成都合并简阳市,济南合并莱芜市,使两地无论就业人口还是常住人口都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另一个受益于“代管”的还有西安。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当年常住人口和就业人口都出现大幅度增长。但是,西安在“十三五”期间人口快速增长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即率先放开落户政策。

  2017年,西安推行大城市“最宽松落户”政策,全年落户257419人,其中在新政出台以来的2017年3月-12月,落户人数244575人,同比增长188465人,增长率为335.9%。

  和西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提出,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和较高的落户门槛,使北京很快步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2012年到2015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长达151.9万,位列23个城市中的第二位,但是到2016年-201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为-16.9万,其中2018年常住人口增量为-16.5万人。

  除北京之外,上海也受到严格人口控制和落户政策的影响,2016年到2019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为12.87万,较2012-2015年的67.81万大幅下跌。2021年3月,上海提出在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5个新城制定差异化的人口导入和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居住证积分和落户政策,加大新城对紧缺急需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的引进力度。

  另外,北京、上海的学历“挤出”效应明显,2019年,北京在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占比已经超过50%,上海超过30%,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较2015年有明显提升,这也使得更多高校毕业生“另择它途”。

  马太效应和加剧竞争

  曾经往北京、上海“奔”的人口,究竟去了哪些地方?

  除了同为一线城市、落户政策相对宽松的广州、深圳之外,大幅放宽落户门槛的杭州、宁波,以及落户政策较为宽松、房价偏低的长沙、佛山等地,成为人口选择的新方向。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和2012-2015年这4年相比,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已经形成,人口马太效应越发明显。

  2012年到2015年,在万亿GDP城市中,除北京和天津之外,其余2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不超过百万人,但到了2016年到2019年,尽管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在减少,但是常住人口增量超过百万的城市已经有7个。

  哪里的人均收入更高,哪里就更容易吸引人口流入。因此,不少长三角城市、珠三角城市,以及中部的长沙等城市,吸引了更多人口流入。

  以长沙为例,2020年,长沙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77.60元,同比增长5.7%。这一收入明显高出同为中部大城市的武汉,加上较低的房价,长沙的人口增长在“十三五”期间有一个大的飞跃,2016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增长96.27万,较2012年到2015年的34.11万增长接近2倍。

  但是,离北京较近的天津,却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速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从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幅接近200万(23个城市中排名第一),大幅下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14.88万。常住人口增量较低的城市还有南通、无锡、苏州等地,2016年到2019年增量均不超过15万人。

  不过,也有例外。2020年,重庆人均可支配收入30824元,在23个城市中排名偏低。但重庆2016年-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为107.77万,较2012年-2015年的97.55万有一定增长。在这背后,是重庆受益于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一方面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速度较快,另一方面不少外出打工人员随着当地工业的发展回流,促进了当地常住人口增长。

  不过,偏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使得重庆仍然是人口流出大市。根据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看,在23个城市中,重庆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超过109%(即户籍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09倍),南通超过103%,均表现出明显人口流出的特征。此外,合肥、西安、福州、成都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九成。

  与之相反的是深圳,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四成。此外佛山、上海、广州、北京的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也在五至七成之间,这一方面显示出这些地区外来人口较多,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如果进一步放宽落户,这些城市有望吸引更多人口流入。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十三五”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人口对于不同城市选择的“风险偏好”也较高,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发展机会是人们最为看重的因素。

  但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加上房价的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人们的追求趋向平衡,拥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宽松的落户政策、易居的城市,成为吸纳人口的“明星城市”。

  在“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的局面将更为复杂。首先,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由于老龄化的程度较高,上海、南通等城市已经跌入负增长的局面,2019年苏州、无锡等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已经不足3‰。因此,这些城市更为依赖外来人口流入,否则将逐步跌入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局面。

  其次,户籍人口自然增长较快的城市中,也只有深圳、泉州和佛山在2019年超过10‰。这意味着,未来大城市对于人口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一方面,放开落户或成为几乎所有城市的必然选择,差别只是在于速度不同;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竞争也引发对于人才的竞争,城市或将对高端人才开出更高“价码”。此外,为了吸引并留住人,控制房价、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也成为城市人才竞争中的重要砝码。